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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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先生遇难经过
李德全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终于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在美特务分子的百般阻挠，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了纽约。一行八人，除冯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四女婿和赖亚力先生。
踏上了苏联的船，我们立刻感到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到了一个幸福的世界。剥削、残忍、假面具没有了，人们以坦白诚恳相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饮食是丰盛的，夜间不是开音乐晚会便是放映电影，再不然便是在月光之下举行舞会。受压迫久了的我们，一旦解放，深受感动，自不足怪。冯先生的“小燕”诗，便是在这样心情之下写成的。
舟行半月，于八月十五日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装载了一千五百返国的苏侨，把他们送到黑海东岸高加索的海口巴统。八月二十一日“胜利号”离开巴统横渡黑海，向着奥德萨港进发。第二天，风很大，下午一时许，船上负责放映电影的青年在四层底舱正在倒回几百卷放完的电影拷贝，由于倒时速度太快，摩擦起火，引燃所有的胶卷，火势凶猛，顺着木制楼梯很快就烧到各层的出口。这时浓烟冲腾而上，冯先生和我在舱房里正同我们的第五、第六两个女孩谈话，看见舱顶冒出的黑烟，六女十九岁的晓达便箭一般地向楼梯方向跑，被火焰卷去死难。冯先生随着离开舱房，我找着冯先生的大衣也跟着走进甬道。当时甬道黑暗无光，已充满了一氧化碳的气体，我虽听见冯先生呻吟的声音，只是窒息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火焰已把我的脸和左手燃烧，我就挣扎着返回房中，已昏迷不省人事。等我十八岁的男孩洪达冲进房中，将我背出才苏醒过来。接着赖先生、四女婿和我的孩子们又一齐跑去将冯先生从舱房救出，并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因窒息时间太长，年岁较大，心脏衰弱，已无法挽救。这时全船已火焰弥漫，赖先生和孩子们强迫我下了救生艇。在此危急时期，苏联朋友自己虽也有些伤亡但仍奋不顾身，把冯先生的遗体，抱送小船上。这种负责忘私的精神，我是非常铭感的。岸上海运官员知道“胜利号”失火之后，立即派两艘军舰将遇难旅客运回奥德萨，并在半途将我和另外几个受伤客人用快艇送到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医院里疗养。我躺在病床上，仔细地想，冯先生的志愿是要回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现在虽然不幸因为偶然的原因，不得实现，我也要把他的遗灰带回解放区来，以遂他的心愿。因此，我就决定将冯先生的遗体火葬。去年九月六日苏联政府派一架专机把我由医院接回莫斯科。第二天又派两架专机把冯先生遗体、赖先生和我的孩子们转到苏联首都。在飞机场举行了迎灵的仪式，并立即把冯先生遗体送到火葬场去。由苏联高级将领出席主持，并以隆重的陆军仪节举行了火葬。我当时伤势尚未痊愈，蒙苏联政府殷勤地招待我们，为我疗伤。苏联教育部并允许我的三个小孩和女婿在苏联免费求学。对我这种热心的同情和帮助，我衷心十分感谢。
为了参加革命，我抱着冯先生的骨灰，离开我的儿女，于去年十一月赶回祖国，我勉励要踏着冯先生的脚印完成他的遗志。我虽然自信半年多来的工作比我一生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使我兴奋，感觉生活得更有意义；但由于我过去五十多年都生活在落后的环境当中，使我学习得还不够快，进步得还不够迅速。今后我只有更加百倍地努力，在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民主革命，为新民主义建设，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是纪念我敬爱的冯先生最好的方法。
（本文写于一九四九年）
冯玉祥先生遇难经过
李德全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终于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在美特务分子的百般阻挠，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了纽约。一行八人，除冯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四女婿和赖亚力先生。
踏上了苏联的船，我们立刻感到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到了一个幸福的世界。剥削、残忍、假面具没有了，人们以坦白诚恳相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饮食是丰盛的，夜间不是开音乐晚会便是放映电影，再不然便是在月光之下举行舞会。受压迫久了的我们，一旦解放，深受感动，自不足怪。冯先生的“小燕”诗，便是在这样心情之下写成的。
舟行半月，于八月十五日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装载了一千五百返国的苏侨，把他们送到黑海东岸高加索的海口巴统。八月二十一日“胜利号”离开巴统横渡黑海，向着奥德萨港进发。第二天，风很大，下午一时许，船上负责放映电影的青年在四层底舱正在倒回几百卷放完的电影拷贝，由于倒时速度太快，摩擦起火，引燃所有的胶卷，火势凶猛，顺着木制楼梯很快就烧到各层的出口。这时浓烟冲腾而上，冯先生和我在舱房里正同我们的第五、第六两个女孩谈话，看见舱顶冒出的黑烟，六女十九岁的晓达便箭一般地向楼梯方向跑，被火焰卷去死难。冯先生随着离开舱房，我找着冯先生的大衣也跟着走进甬道。当时甬道黑暗无光，已充满了一氧化碳的气体，我虽听见冯先生呻吟的声音，只是窒息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火焰已把我的脸和左手燃烧，我就挣扎着返回房中，已昏迷不省人事。等我十八岁的男孩洪达冲进房中，将我背出才苏醒过来。接着赖先生、四女婿和我的孩子们又一齐跑去将冯先生从舱房救出，并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因窒息时间太长，年岁较大，心脏衰弱，已无法挽救。这时全船已火焰弥漫，赖先生和孩子们强迫我下了救生艇。在此危急时期，苏联朋友自己虽也有些伤亡但仍奋不顾身，把冯先生的遗体，抱送小船上。这种负责忘私的精神，我是非常铭感的。岸上海运官员知道“胜利号”失火之后，立即派两艘军舰将遇难旅客运回奥德萨，并在半途将我和另外几个受伤客人用快艇送到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医院里疗养。我躺在病床上，仔细地想，冯先生的志愿是要回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现在虽然不幸因为偶然的原因，不得实现，我也要把他的遗灰带回解放区来，以遂他的心愿。因此，我就决定将冯先生的遗体火葬。去年九月六日苏联政府派一架专机把我由医院接回莫斯科。第二天又派两架专机把冯先生遗体、赖先生和我的孩子们转到苏联首都。在飞机场举行了迎灵的仪式，并立即把冯先生遗体送到火葬场去。由苏联高级将领出席主持，并以隆重的陆军仪节举行了火葬。我当时伤势尚未痊愈，蒙苏联政府殷勤地招待我们，为我疗伤。苏联教育部并允许我的三个小孩和女婿在苏联免费求学。对我这种热心的同情和帮助，我衷心十分感谢。
为了参加革命，我抱着冯先生的骨灰，离开我的儿女，于去年十一月赶回祖国，我勉励要踏着冯先生的脚印完成他的遗志。我虽然自信半年多来的工作比我一生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使我兴奋，感觉生活得更有意义；但由于我过去五十多年都生活在落后的环境当中，使我学习得还不够快，进步得还不够迅速。今后我只有更加百倍地努力，在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民主革命，为新民主义建设，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是纪念我敬爱的冯先生最好的方法。
（本文写于一九四九年）